个税法大修引发社会普遍关心,13万多条意见聚焦个人所得税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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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税法修改未提请表决,有委员问5000元依据为何?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围绕此前备受关注的个税起征点问题,委员们展开了讨论。
有人追问起征点上调至5000元的依据为何;有的则建议…

2018年6月19日,是中国个税法历史上的大日子。

减税如何惠及中等收入群体 13万多条意见聚焦个税法修改

  个税法修改未提请表决,有委员问“5000元”依据为何?

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不仅仅提高了个税起征点,最吸引民众的还有综合征税、专项扣除,以及反避税制度的提出,预示我国的个税制度将迎来根本性改革。

为期一个月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7月28日结束。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管理系统显示,超过13万条意见通过这一系统提出,远高于同期征求意见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6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围绕此前备受关注的“个税起征点”问题,委员们展开了讨论。

起征点拟调至每月5000元,合不合适?

这次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七次修改,被业界广泛评价为“根本性变革”,根据草案,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将改变以往的分类征税模式,首次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有人追问“起征点上调至5000元”的依据为何;有的则建议起征点“不必搞全国统一”,“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起征点”;也有的委员认为现在已经放开二孩了,个税法应考虑到对婴幼儿的照顾。

“起征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为什么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为什么不是4000元或者6000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敏在审议草案时,建议有关方面作出说明。

虽然普遍认为草案或将使中低收入者减税明显、受益较大,但在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草案中,以及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部分财税学者指出,草案仍存在一定局限,如起征点标准、最高边际税率、专项附加扣除的执行细节仍存在争议。

  最终,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未能获得提请表决。这意味着草案在经过修改后或将再审。

对于个税起征点,究竟合不合适?应不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和看法。

起征点能否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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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本文图均来自中国人大网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草案时,李晓东委员就提出“起征点还是有点偏低”。结合工资占GDP收入的比例,以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情况等因素,他认为起征点还有提高的空间。

起征点调整在历次个税法修改中最受关注,草案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但涵盖范围也从工资薪金所得扩大至四项所得综合加总。部分公众感到这一上调幅度“不解渴”,建议提高到8000元至1万元,但也有专家认为,一味强调提高起征点并非降低税负的良策。

  委员追问5000元依据为何

徐如俊委员列了一组数据:2007年12月个税改革将起征点从1600元调整到2000元,增加400元;2011年6月从2000元调整到3500元,增加1500元,这次从3500元调整到5000元,增加幅度与上次一样,都是1500元。他认为,现在的经济总量肯定和过去不一样,建议起征点再增加一点。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基本费用减除标准有提升的空间,至于提升多少,意见不完全一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近期参加了多场研讨会,以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集体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修改意见中,建议提高起征点。

  据新京报消息,在昨天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春明认为个税法修正草案、及草案说明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并没有明确“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的设定依据。

起征点是否要全国一刀切的问题,也引发讨论。

“以2011年的3500元负担水平为基准,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应至少提高到8000元。”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建言。

  他说对此连发多问:“我指的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现有的纳税人分布是怎样的,包括1万以下的,1万到5万的等等,各个档的,各有多少人、纳了多少税,按照新的免税和免征额,有多少人减税了,减了多少,对财政的影响是什么,对个人消费者的影响是什么,对居民收入影响是什么?”

鲜铁可委员认为,在全国范围内规定统一的免征额,难以充分反映各省份地区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情况,不利于实现税负的公平。他举例说,2015年各省份地区之间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最高的是上海,人均34783.6元/年,比最低的西藏人均8245.8元高几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现行个税法实施7年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大致7%左右,CPI2%左右,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就显得不够。在整个收入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是在逐步下降的,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来扩大消费,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议把起征点提高到6000元或者7000元。

  此外朱明春指出,草案说明在介绍设定免征额的考量因素时,应包含“居民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和“财政收支的健康状况”。仅仅考虑“居民平均支出水平等因素”,并不合理。

全国人大代表蔡毅建议考虑区域间的平衡问题,可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幅度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标准,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表示,起征点调整为5000元再往上一点是可能的,但不宜一下提到1万元。

  朱明春反问:“现在增加了四类综合的以后来实行累进制扣除的,以前只是工资一项免征3500,现在总量变大了,免征额能抵消过去的那些吗?”

从分类征税到综合征税,会有多大影响?

在这次征集意见中,还有不少网民反映各地物价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差异较大,是否可以考虑按照不同省份的平均工资设置不同的起征点。

  “不搞一刀切,有的地区可提升至八九千元”

现行个税法是按照11类收入来源,采取分类征收的模式,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个税是分割的。也就是说,两个总收入完全相同的个人,收入来源结构的不同,其承担的个税负担也不同。

贾康认为,对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按区域划分来区别对待调节,等于给劳动力生产要素流动设置了特定的壁垒,不利于市场经济实际绩效水平的提高,还会妨碍人才流动。

  根据修正案草案,个税免征额将由3500元提升到5000元。不过鉴于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群众家庭实际收入情况,更多的委员认为,起征点的设定不必搞全国统一标准。

草案拟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累进税率,实现从分类税制向分类税制与综合税制相结合的转变。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建议,增加“起征点跟随生活基本费用动态调整机制”条款。每年年初,由国务院根据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等,确定每一年的减除费用标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微信公众号“政知见”报道,鲜铁可委员指出,我国各省份、地区的人均月消费支出情况各不相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往往相差很大。比如,2015年各省份地区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最高的是上海,人均34783.6元/年,比最低的西藏人均8245.8元高几倍。在全国范围内规定统一的免征额,难以充分反映各省份地区的实际消费支出情况,不利于实现税负公平”。

受此影响的主要是在多处取得收入的群体,合并之后的税负会出现明显变化。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稿酬。

个税计征能否过渡到以家庭为征收单位

  全国人大代表蔡毅建议,可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幅度范围内具体确定适用标准,上报全国人大备案,“例如广东、上海是否可以考虑8000元到9000元。”

吉狄马加委员说,曾经有很多作家认为稿酬所得税不能简单地纳入综合征税的范围,因为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不能以年月日简单的计算劳动周期,一些作家历时几年才完成作品,有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就是一点工资,还有一些自由写作者,根本没有收入。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较多收入,一次性征收个税并不合理,建议慎重考虑。

“一个家庭既无需要抚养的子女又无需要赡养的老人、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没有医疗费用,而另外一个家庭则需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并且为老人看病支出高额的费用,那么显而易见,这两个家庭的实际生活负担是不同的。”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草案时,鲜铁可委员指出,我国的各项社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因此衡量纳税人的实际收益状况,应综合考虑家庭的收益情况,逐步过渡到按照家庭为单位纳税的方式,才能全面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熊群力委员同样认为,“5000元对北上深广来说,是个不太明显的数,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数。个税起征点只有考虑到这些,才能体现公平原则。”

分类税制与综合税制相结合是个税改革方向,要实现这项改革,涉及到整个税收系统和个人诚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审议中,多位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都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建议个税改革时能考虑家庭人均所得问题,增加家庭作为课税单位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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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委员对此表示担心,“实际上很多技术上根本不具备,全国都没有联网,没有一个渠道能够完全综合起来,而且个人申报目前还没有扩大到全民。”赵龙虎委员建议尽快完善信息建设,否则会产生很大的漏洞。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单位是个人,对个人所得的各项收入实行代扣代缴,确实能保持税款平稳入库,征管也比较简便。但是如果仅仅考虑个人税收负担能力,忽略个人背后的家庭负担情况,则无法真正体现税收公平。”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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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房贷等专项附加扣除,扣哪些?怎么扣?

杨松指出,个税的课税单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税收的负担水平,还会对居民在婚姻、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行为产生影响,所以选择什么样的课税单位非常重要。杨松建议,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计征方式下,课税单位应增加家庭因素,在充分考虑家庭整体负担的前提下,对年度内家庭成员所取得的全部收入综合计税,有利于体现税收公平。

现行个税主要针对收入端的差异,即收入越多缴税越多,忽视了支出端的差异。此次改革,将家庭的实际固定支出纳入抵扣,向家庭征收模式迈进了一步。

彭勃委员认为,如果仅仅计算个人所得、不考虑家庭人均所得,无论是从公平角度还是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在这方面予以考虑,会更合理一些,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讲会更实际、更公平。

草案拟新增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5项专项附加扣除。这几项都是公众最关切的问题。

“现在收入按每个个体来扣税,但消费是以一个家庭来完成,这就会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一个家庭基础是夫妻二人,现在鼓励二孩,再加上父母,一对夫妇要养六七个人,而这些情况在免征点和抵扣标准中没有考虑,这里面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包信和委员建议,实行国际通行的方法,由夫妻双方共同申报纳税。这样有利于男方工作、女方更多照顾家庭,或者女方工作、男方更多照顾家庭,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社会劳动力结构。

按照现行个税法,工薪所得能够扣除的,主要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缺乏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等。但是,具体怎样扣除,草案尚未明确。

税率如何规定更合理

“不同的幼儿园有不同收费标准,该怎么扣除?”“上钢琴班或者其他校外辅导班扣不扣呢?特别是农村和城市教育经费不完全一样。”在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震、欧阳昌琼等都在追问,专项扣除到底该怎么扣?

草案首次对工薪、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综合征税,适用统一税率。综合所得的税率在现行工薪所得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基础上,调整了税率结构,扩大5%、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但未调整30%、35%、45%三档高税率。

欧阳昌琼委员提出,专项扣除要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不公平。当前义务教育很多是免费的,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其他的教育经费,还有大学教育的费用,扣哪些?比如,有些上的是贵族学校,属于高收入阶层,如果都可以拿出来抵扣,这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表示,我国劳动性所得45%的最高税率高于大部分国家,并且,当前我国群众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来自劳动性收入,而是非劳动性收入。调节收入差距的重点,当前不完全是在劳动性所得方面,而应当是在非劳动性所得方面。建议国务院深入研究适当降低劳动性所得最高税率问题,同时加强对非劳动性收入的征管。

此外,朱明春、熊群力、吕薇、韩晓武等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在草案中增加赡养老人的专项扣除。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王军则建议,把独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经费,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玉波认为,要完善综合所得和资本性收入的税率设计。高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工薪所得交纳个税,最高适用45%的税率,不仅远高于资本性收入20%的税率,也高于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在工薪所得税高边际税率下,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一种典型的避税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周建军建议,“残疾子女的供养也应该纳入专项扣除的范围。因为很多人子女残疾后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指出,草案依然保持了45%的最高税率,工资薪金所得等四项收入累加成为综合所得。较高档税率的级距本应扩大,但草案仍然维持最高三档税率的级距不变,这样,对收入多元的人群可能要按照比以往高一档或几档的税率征收个税,这事实上增加了这部分凭借智力、技术等个人能力获得高收入的人群的税负。

最高税率45%,能否再降低?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劳动收入能达到适用45%税率的个人,必然也是各地方政府争抢的人才。一方面,地方政府要给各种补贴、优惠政策去吸引人才,另一方面,税率保持在45%的罕见高位,这在制度上存在明显冲突。

审议时,与会人员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来自劳动性收入,而是来自非劳动性收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修文说:“对非劳动性所得调节不严不力,是老百姓目前对个人所得税抱怨最多的问题。建议国务院深入研究适当降低劳动性所得的最高税率问题。”

降低个税税率有利于减少高收入人群的避税行为,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利于吸引境外人才,避免我国的高收入群体流向境外,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激发高智力群体的创新活动。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罗艳表示,如果最高税率45%能够下降一些,比如下降到35%,并提高全年应纳税额,比如提高到月收入超过10万元,年收入超过120万元,将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

建议遵循国际税改趋势,简化合并税率档次。参考亚洲和欧洲最高边际税率的平均水平,取消35%和45%两档税率,按照3%、10%、20%、25%、30%共五档税率累进,适时取消25%一档。考虑到资本外流等因素,中国保持了20%的资本税率,那么只能降低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以避免挫伤劳动者的创新热情。将最高边际税率定在30%,低于美国的37%,略高于资本所得和企业所得,既可以为人才减负,切实激励他们创新,又可以避免部分人群以设立企业的形式规避个税的现象。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说:“最高税率是45%,是不是合适,还应该再研究。从世界上多数国家来看,个人所得税最高档达到45%的国家是很少的。所以,我建议最高的那一档还是应该适当地考虑降低一点,需要考虑一下社会承受力和人们的心理预期,考虑和国外相关税收制度的比较。”

该小组建议,纳入综合所得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收入,先减除20%的费用之后,再与工薪所得一起综合征税。

如何降低45%的税率,周光权提供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适当降一点,比如降到40%;如果税率45%一定要维持,可以考虑提高应纳税额。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也表示,45%税率在全球范围内偏高,应该适当降低,因为偏高的边际税率,对纳税人的反激励作用明显增加,而且也妨碍投资和储蓄,可能导致纳税人为了降低边际税率而设法分解、隐瞒所得,从客观上强化了纳税人逃税意识。

反避税,“偷税罪”不能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亦君 实习生 刘思思 来源:中国青年报

草案首次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对此,鲜铁可委员提出,“适当降低税率标准,同时加大对偷漏税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他强调“1997年刑法中的偷税罪的罪名不能丢”。

鲜铁可说,偷漏税查处和打击的力度不够,和我们的立法有关。“2009年修改刑法时,把偷税罪取消,变成了逃税罪,表面上扩大了打击面,但问题是,按照刑法第201条第二款规定,如果逃税以后税务机关找你,接受行政处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鲜铁可认为,“通过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很多地方税务部门要保护自己的税源,不愿意用行政处罚。这种情况下,按照201条第二款就没有刑事处罚的威慑性。”

鲜铁可表示,我国1997年刑法基本上是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对主动的报假票,或者搞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的,达到标准就处罚,两个标准,一个是数额标准,一个是比例标准。“没有1997年的刑法,2002年、2003年打击名人偷税就不可能,当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非常好。”

谢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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